尽信书不如无书

商秋十月，远行九江。见仅六楼之高的岩壁上一湾细泉流曳而下，并不宏伟恢盛得川淌于碎石间，闻得一名稚童问向他的妈妈，“为什么我看到的庐山瀑布和书本上太白诗仙看的不一样……”

起初我只是好笑，可是犹疑和不安却渐渐了占据我的内心，我极力思索，但当我想明白后，我对原本的观念也就此发生了转变——我们的书本并不能完全可以尽信。

秋意拂过，微微蕴凉，我心中喟叹，对于这个孩子而言，踏入一个未知领域，对不熟悉的事物不论肯否，都只会造成错误的引导。可能会有果毅之人指出，李白善用夸张的手法表现浪漫，这是我们作为学生人尽皆知的，因此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，反观这个论据：对象被局限于这个所谓的“我们”，这并不能代表大众的思想，不完全就是不绝对，因此只有亲眼看到，亲耳听说后才能有所觉悟。书文与人言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证明一个观点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因此，某种意义上，庐山瀑布已经被尚未眼见者和不曾细究者误以为是真实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了。

若被误解的只是风景，倒也算不得大雅之堂上的要事了，可被曲解的不仅限于此，还有伟人——秦始皇。与杨贵妃不同，嬴政并没有如史书记载“细长洁白”来证明其形容并不肥胖的文证，他的暴行已经载入了史册：他焚书坑儒，建造长城，兴建阿房，刑法冷酷……可事实当真如此吗？——近年，考古学家发现，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，只有一个地基而已，这可见项羽火烧阿房的传闻并不属实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成功的，成功以左右褒贬来蒙蔽了我们的眼睛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嬴政在位37年却没有妄杀一位将军大臣；看不到他制定了世界上最早保护人犯权利的法律；看不到荆轲刺秦后秦军攻占燕国却没有屠城暴行；就连长城，也只是秦、汉、明三朝总共修了一万里。司马迁一类的史家并不客观，他们记载的历史终究也含有其大量的主观色彩，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而去证明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揭开历史朦胧的帷幕，他并不是暴君始皇，只不过是我喜欢了很久的嬴政罢了。

毛主席曾有读书三步法：读，怀疑，而后提出真知灼见。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，伟人虽已山陵崩，但这简单的三步法早已深深铭刻在了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：去岁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在沙漠试验田里试验了无数次，终于成功培育出了水稻，让荒漠里也能吃上大米。在已经有过那么多次成功经验的前提下，袁隆平并没有完全按照从前的方式，依旧抱有怀疑的精神，时时思考某个环节是否正确，虽然结局可能是失败，也可能是在唬自己，但他还是努力去做，因为提出的质疑，并不一定是正确的；摆出的论据，也随时会被别人推翻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将会收获更多。

可既然提出质疑利大于弊，为什么我们的视野中却少有人去做呢？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中有一断语曰:“不受教育的人，因为不识字，上人的当；受教育的人，因为识了字，上印刷品的当。”因为如今的社会，对于识字的人而言，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依旧掌握在少数专家手里，我们所能触及的“信息”都是被编撰好的工具书，是专家们希望我们看到的，至于不希望被看到的灰色地带呢？没有人会去思考，没有人会去查证，既是现代生活每个人都很忙碌没有余裕，也是在各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怀疑和质询的成分，不是失去了怀疑——而是害怕怀疑。一个问题的提出，就会有维护者站出来怀疑。他们对维护者质问的恐惧，就好比我们怕看到悲哀的表情，可因为人生的意难平，我们最怕看的，就偏偏是看的最多的，也成为我们做的最多的。于是，这一类人选择盲目相信既成经验，相信专家的指引，一旦发现了问题首先否定的就是自己——都是自己没有严格按工具书使用的错！他们大约要到终焉之时才能懂得，重要的不是要什么，而是不要什么。

对于那些“不识字的人”来说，他们不认识的是专家绝对的观点，就好比牛顿首先提出了“万有引力定律”，然后爱因斯坦打破并指出这一定律的局限性从而得到了“相对论”。这中间体现的是一种新兴的思想：反智主义。这一类人对于智性、知识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，认为僵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。事实也是如此，社会所提倡的创新和进步，也正是依靠着对既成事物的怀疑，对新事物的思考，是有一套完整的扬弃策略的。

有的人读《孟子》，便认为要当哥白尼，对一切抱有怀疑。其实不然，对既成经验的怀疑来自于“偶读书”，更来自于“尽读书”，我们不能忽视机遇的重要性，但机遇可遇不可求。我们只有在熟知一个领域后，对其中的环节清楚后，才能恰到好处得提出观点，否则读的太少，想得太多，就会出现清华教授所认为的“瑞士历史上一直很弱”的不符合史实的言论，并遭受指责。这就说明没有充足把握，不要输出自己不擅长领域的内容。

孟子的思想高度远超彼时，亦尚且时常钻研，何况如今的我们？孟子强调的怀疑的精神，应适度而非无度或无知。

当这个思想深入人心，我们的生活大约也就不会再有如“稚童语太白，旻新话亦惊。”这般的事情了。

二零一九年十月于昆山